图片源于：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3/12/why-china-not-the-united-states-is-making-the-rules-for-deep-sea-mining?lang=en
目前，国际深海采矿行业尚无统一的国际规则，这一新兴行业正逐步攫取国际海床的巨大财富。
这一浩瀚的超国家管辖区包含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其中包括大量钴、镍、铜、锌和锰，这些矿产对于绿色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众多国防和航空航天应用至关重要。
然而，只有在过去几年中，工业规模的海底采矿才得以进入实际可能性。
中国正在努力成为国际深海区域的主要规则制定者。
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在这一条约框架内工作了几十年，试图塑造更广泛的海洋法。
在《海洋法公约》的框架内，中国领导人随后对深海海床的战略和经济价值下了重注。
与此同时，美国并不是《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在深海区域，像许多其他重要的海洋问题一样，美国坐在其声称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边缘。
如今，关于这片广袤、未探测前沿的活动规则和法规的外交大战已然拉开序幕。“区域”的超国家海床占据了海洋底部的一半，可能蕴藏着更大比例的关键矿产和碳氢化合物。
随着技术快速发展，针对深海矿产商业开发的多边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中国官员如此表示。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在联合国大肆宣扬中国成功地与“众多发展中国家”达成一致，这些国家致力于改变“旧的、落后的海洋规则”。
无论这些规则最终将如何制定，目前美国并未参与其中。
相反，中国面临着来自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科学界和环保组织的零星声音。
这一组的呼吁利用科学知识与对海洋环境危害的谨慎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对抗力量，针对中国及其快速提取深海矿产的冲动。
随着美国领导人开始关注增强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带着强有力且集中统一的美国声音参与谈判应尽早成为紧迫任务。
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背景下，华盛顿在这一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自我排斥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中国在深海领域的主导地位
中国是多边谈判中唯一在深海矿产开采规则方面的重量级参与者。
在负责监管深海采矿活动的《国际海床管理局》（ISA）中，北京的力量尤为明显。
在2023年的年会上，ISA未能就深海矿产开发的许可证和技术规则达成一致，错过了由瑙鲁和加拿大矿业巨头金属公司发起的两年窗口期。
尽管如此，中国代表团却单枪匹马阻止ISA开展考虑暂停采矿许可证的程序，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欧洲一些主要声音对此表示支持。
这一争议将在2024年7月ISA在金士顿重新召开时再度回归，届时中国将再次展开活动，力图消除障碍，迅速制定新的深海采矿规则。
中国官员和技术专家已采取主动措施，针对“规则短缺”的问题，快速寻求在有利于北京的条件下建立新法规。
中国官员对深海活动的草案法规的评论往往忽视环境和技术问题，并支持尽快全面利用国际海床地区。
中国所倡导的宽松、先到先得的制度将使中国的国家和商业实体迅速发挥巨大的海洋科学、技术、采矿能力以及具有直接军事应用的自主车辆和传感器的优势。
中国在陆地上对关键矿产及矿产供应链的相对“主导地位”也使其在海洋资源上线之际获得了很大的优势。
作为在三种类型的海底矿产开采中拥有最活跃探索合同的国家——迄今仅发出了31份合同，中国已经拥有其中的五份（见表2），这使得其在海底资源市场及规则制定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为此，中国代表团在ISA内人数众多并活跃。
中国是ISA的主要资助者，中国官员在ISA的各个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还在其位于青岛的先进“国家深海基地”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ISA技术专家提供培训。
迄今为止，我们只能窥见中国海洋秩序愿景的轮廓。
其宏大的但缺乏实质的提案，如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并未传达出太多内容，而仅显露出对美国霸权的反感以及对“中国智慧”的崇敬。
无论这包含什么，但显然并未必要关注资源保护或环境保护，也未能给予小国强烈声音必要的尊重。
中国在深海规则制定中的战略利益
在习近平主席的推动下，中国对海底采矿的长期兴趣正在加速。
习近平亲自强调了深海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要获取这些深海矿藏的财富，就必须掌握深海通行、深海勘探和深海开发的关键技术。”
他旗下庞大的海洋官僚制度、产业、海军和科研机构正在全力以赴以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推动中国深海活动与技术的背后有四个基本动机。
安全优先。在习近平的“整体国家安全”视野中，深海海床在2015年《国家安全法》中被突出列入。
该法律将其与其他“战略前沿”问题归入一类，要求国家“维护我们在外层空间、海床区域和极地地区的活动和资产安全”。
习近平的“安全执念”将国家安全问题提升至许多曾由技术官僚管理的经济领域的最前沿。
一批国家安全干预者被授权在国有和私营机构中集中党对其权力的控制。
中国的矿产行业已纳入习近平的计划，并被打造成他在安全机构中集权的工具。
该行业在深海勘探和采矿领域的各种尖端技术，也成为解放军寻求与军事技术和应用“融合”的对象。
表1. 中国在ISA的深海探矿合同
承包单位
地点
矿产类型
合同
合同区面积（平方公里）
起始日期
有效期止于
中国海洋矿产资源开发协会
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
多金属结核
链接至合同
75,000
2001年5月
2021年5月
中国海洋矿产资源开发协会
西南印度洋脊
多金属硫化物
链接至合同
10,000
2011年11月
2026年11月
中国海洋矿产资源开发协会
西太平洋
富钴铁锰矿脊
链接至合同
3,000
2014年4月
2029年4月
中国五矿集团
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
多金属结核
链接至合同
72,745
2017年5月
2032年5月
北京先导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
多金属结核
链接至合同
74,052
2019年10月
2034年10月
经济利益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缺乏自然资源。
中国领导人已采取大胆措施以巩固其对关键矿产和能源供应链的控制。
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和重工业仍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支柱。
促进先进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尤其加深了中国对这些输入的依赖。
中国对不稳定国家进口的关键矿产的依赖巨大且不断增加；获取大量海底资源并直接运输到中国将降低一些风险，并扩展中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和生产中的主导地位。
战略军事优势
关于深海采矿的研究和技术部署对一系列军事目标具有固有价值。
在极端温度和压力下操作所需的技术和科学能力与军事装备和训练直接相关。
在勘探合同区域所收集关于深度、温度、盐度、洋流和海洋地形的科学数据可以为水下和反潜作战提供重要的信息优势。
关键的深海采矿技术能够轻松转用于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甚至可能用于打击。
中国的“三龙”计划包括载人深潜器、自动化水下探测器和遥控器，这一组合在一些战略区域（例如美国军事设施附近的区域）为深海采矿努力提供支持。
“控制深海后，”一位解放军分析师写道，“我们不仅可以有效保障自身的水面和水下安全，还能部署进攻性武器攻击对手的重要目标，例如海面大型舰队和海军基地。”
外交机会
国际海底是一种理想场所，能够使中国展示其规则制定能力，同时解决一些被视为战略脆弱的问题。
在规则制定方面，中国专家经常强调全球治理在这些超国家管辖区内相对薄弱，这里在ISA的暂时建设下几乎没有条约法律。
至关重要的是，由于深海采矿从未以商业规模进行，开发的习惯国际法甚至不存在。
中国凭借其规模和持久性，直接影响这一新一套习惯规范和标准，以将其理想的规则付诸实践。
美国能否竞争？
在ISA中美国的正式声音缺失使其沦为观察者。
美国外交官可能在草稿的边缘疯狂地写下反对中国所青睐原则的评论，但他们仍然无法投票。
然而，中国在ISA的积极性也为美国创造了一些外交机会。
通过无视环境反对并与发展中国家失去团结，北京使自己暴露在脆弱境地。
即使美国无法批准《海洋法公约》（UNCLOS），也有三种方式使华盛顿可以重新定位以削弱北京在这一领域的推进，甚至在此过程中保护海洋环境。
加入环保联合阵线。
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自我置于绿色革命的对立面，并可能因此在外交上遭到孤立。
通过倡导鲁莽地全面进入商业采矿，中国破坏了其在其他领域推广自身作为负责任的环境利益相关者的努力。
中国的矿业实体试图为其运作进行绿化，但无可否认，对脆弱生态系统的不可避免的伤害是无法逃避的。
由于美国不是ISA的成员，所以无法直接签订在该区域的采矿合同，因此它可以放慢进程，加入国际对环境谨慎的运动。
利用中国的矛盾。
中国在海洋规则方面的立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剧变，当时它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反对掠夺性的海洋大国。
现在，中国本身成为了掠夺性的海洋大国，依靠其力量支撑一个提取性行业，以便自身获益，而损害那些曾期待从新制度中获得集体好处的弱小国家。
这使得北京远离了“国际海床资源是全人类共同遗产”的核心规范，而这些资源并不是由最具技术先进性和侵略性的国家所拥有。
中国在试图与“致力于改变过时规则的发展中国家”协调行动时对“共同遗产”规范口头上的尊重并不能掩盖它。
然而，中国希望改革这些海洋规则，使其对深海采矿的许可更宽松，包括北京自己，最终得益于塑造其议程的想法。
批准条约以引领基于规则的体系。
如果美国继续在自身的特例规则下运作，它注定将持续滞留在这一关键新制度的边缘。
洛克希德·马丁在美国法律下持有深海探矿合同，但“美国公司在国际上可能拥有的任何权利都未能在ISA的认可程序下得到保障。”
美国对ISA的侮视心态也与美国的法治价值观不一致。
此外，这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看起来更像是合作的主要海洋力量，似乎是其他国家应仿效的领导者，尤其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
批准《海洋法公约》以及新的《公海条约》将快速并直接增强美国在国际法下的权力和地位，代价适中。
乔·拜登政府应在2024年7月ISA召开时加大力度。
届时，中国再次位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对立面，而美国仍将处于观察员的重要位置。
中国在ISA的强势存在以及在全球海洋合同区的地位，使其能够依据自身的利益来形成新的深海监管机制。
鉴于拜登政府已着眼于“塑造竞争的条款”，在这一重要前沿问题上，必须更加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