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21/may/25/chinese-merchant-seamen-liverpool-deportations
1945年10月19日，13名男子聚集在白厅举行秘密会议。 会议由高级内务部官员库尔特尼·丹尼斯·凯鲁·罗宾逊主持，参加者包括外交部、战争运输部和利物浦警方及移民检查机构的代表。
会议后，内务部的外籍人员部门启动了一个新档案，编号HO/213/926。 该文件的内容不得在下议院或上议院讨论，也不得向媒体或公众承认。 它的标题是“强制遣返不受欢迎的中国水手”。
随着二战后重建工作的渐渐展开，这个驱逐计划对内务部和克莱门特·阿特利的新政府来说，只是一个微小的组成部分。 国家遭到严重破坏，数十万人死于战争，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失业率和通货膨胀飙升。 战争的代价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英国直到2006年才还清对美国的债务。 在劭留过的轰炸遗址中，贫困、绝望和怨恨普遍存在。 在利物浦，市政厅迫切希望为归国的军人腾出住房。
在战争期间，多达20,000名中国水手在利物浦的航运业中工作。 他们维持了英国商船队的运转，确保了英国人民在纳粹试图切断国家供应线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燃料和食物。 这些水手是盟军战争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部关于商船的书中，他们被称为“第四服务的英雄”。 在引擎房中工作，他们在遭受德国潜艇重创的危险大西洋航线上死去了成千上万。
在十月的白厅会议后，1945年12月及整个1946年度，利物浦的警方和移民检查机构开始强迫逮捕这些男子，将他们送上船只，遣返回中国。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工作的稀缺，许多水手可能已经准备好返回家乡。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情况则大为不同。
在战争期间，数百名中国水手与英国女性相识并结婚，生育了孩子并在利物浦安顿下来。 这些水手也被驱逐。 中国水手的家庭从未被告知发生了什么，从未被给予反对的机会，也未能道别。 大多数中国水手的英国妻子终其一生都不知道真相，始终相信丈夫抛弃了她们。
直到数十年后，随着HO/213/926的解密，以及一些水手子女在伦敦、上海和纽约的档案中进行的细致调查，这段黑暗的英国历史才逐步浮出水面。 然而，被驱逐中国水手的孩子们在这庞大的工作中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帮助——而且，75年后，政府没有任何承认，没有调查，也没有道歉。
“我们曾经没有任何意义，”上海出生的船舶工程师南扬的女儿伊冯·福莱在2019年1月与我第一次见面时告诉我。 福莱于1946年2月出生，直到2002年她才开始发现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只是一抹小小的涟漪，”她说，“在白厅毫无价值。”
据说，利物浦拥有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华人社区。 这种关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66年成立于利物浦的阿尔弗雷德·霍尔特及公司和其主要子公司蓝色漏斗航运公司，该公司通过其货船船只连接上海、香港和利物浦。 阿尔弗雷德·霍尔特公司迅速成为英国最大的商船公司之一，进口丝绸、棉花和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中国水手在利物浦定居，开始设立商店，以服务那些休假回来的水手。 20世纪初的记录显示，中国人经营的寄宿房、杂货店、洗衣店、裁缝和侦探事务所屡见不鲜。 19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利物浦有400名中国出生的居民，此外还有更多人进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社区的人数已达数千。
利物浦的华人社区被紧紧围绕在南码头旁边，与这个海员城市繁荣的其他移民，包括来自斯堪的纳维亚、非洲、地中海等地的人们发生了交集。 利物浦的华人杂货店和供应商为在岸休假的水手出售进口的干梅、干虾、荔枝、盐鱼、酱油浸泡的牛肉干、姜和豆腐蛋糕。
长期以来，英国以“外国人”分类所有出生在中国的人，他们必须携带记录其身份的文件——向当局注册，定期检查，似乎是处于缓刑状态。同时，尽管许多华人在英国遭受了种族歧视和艰难，但这并不是全部。“当地人中对那些中国人有很多的好感，围绕他们建立的社区也相当不错。”利物浦电影制片人和学者罗莎·方说。 在20世纪初的利物浦，他们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的中国人在上岸时都穿得很讲究，穿着大衣和礼帽，看起来个性鲜明，非常帅。”
1906年，利物浦的《周刊快报》报道了当时社会的怀疑和钦佩：文章称赞中国人的善良，“勤奋的工作和严格的节俭”，同时以鸦片馆的肮脏陈述来描述唐人街：“紫色的阴影模糊了旧房屋的轮廓，笼罩着少数游荡的身影……在黄昏中，奇怪的身影出现，伴随着东方人特有的僵硬迈步。”
距离今天利物浦红色金色的唐人街门仅几百米远，曾经是蓝色漏斗航运公司办公室的地方，与此隔壁的是一个名为The Nook的酒吧。 这间酒吧如今已废弃且涂满涂鸦，但数十年来，The Nook一直是中国水手们休假期间的聚集地。 当英格兰的女房东宣布营业结束时，她用英语和中文同时发出通知。 对面的街上有一个会所，南天，水手们在地下玩pakapoo和麻将。 在与当地出生的船员们共同航行的时间里，这些船员成为了利物浦生活的一部分，部分人安家落户。 当他们的船只完成六个月的航海返回后，水手们带着玩具、异国情调的鸟和中国拖鞋归来，利物浦的家庭在格拉德斯通码头等待迎接他们归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更多的中国水手到利物浦。 中国在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描述中是“被遗忘的盟友”。 中国不仅在亚洲与日本作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中国水手还支撑了英国商船队的运作。 从1939年开始，阿尔弗雷德·霍尔特公司以及安哥拉石油公司（壳牌的一部分）在上海、新加坡和香港招募男子。 他们将为船舶提供船员，并执行各种任务，运输精油、军火和食品到英国，同时护送舰队进入前线。 这是一项异常危险的工作。 大约3,500艘商船被纳粹潜艇击沉，超过72,000名盟军人员丧生。
一名中国商船水手潘林因在南大西洋的小筏上漂流133天而名声大噪，他的英国船只被潜艇击沉。 林和他的同胞们在1944年一部英国信息部的宣传片中被称为坚实的英雄，“东遇西，相得益彰，”片中的解说员用标准的帕尔语新闻腔调说，当我们看到这些新朋友在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职位上工作，并在执行任务之间，喝着茶、练习书法和打乒乓球。 中国商船水手也“肩并肩”参与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战争中的斗争，他们同样勇敢地面对鱼雷、炸弹和地雷，渊源不容小觑。
对于中国水手来说，英国官方的感激和友谊并没有延续太远。在霍尔特公司的船上，他们最初的基本工资仅是英国船员的一半。 他们也没有获得标准的每月10英镑的“战争风险”津贴，尽管他们在引擎房和厨房工作面临的死亡风险通常远远大于上层甲板的英国船员。而当这些中国水手在战斗中牺牲时，给予其亲属的赔偿也较少。
1942年，受共产党影响的利物浦中国水手工会因这些薪酬差距罢工。 在一次工会会议上与警方发生的暴力冲突导致几名水手被监禁。 但最终，他们赢得了胜利。 1942年4月，中国水手获得每月2英镑的基本工资和与英国人同等的战争风险津贴。 这并不是水手与雇主之间紧张关系的终点。 到9月份，《商业杂志》曾报道，针对“华人疯狂”的标题，RMS苏格兰女皇号上的400多名水手因拒绝履行职责而被告上法庭，抗议他们仍然没有得到战争津贴。
随着战争尘埃落定，内务部估计在利物浦还有约2,000名退役的中国水手。在1945年10月的白厅会议上，官方声称这些水手“给警方造成了很多麻烦，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可能将他们一一遣返”。 现在随着战争的结束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投降，中国的海岸重新开放——这使得英国政府得以依法正常进行“清除外国水手”过程，后者在其自身的辞令中被称为“他们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这些“正常步骤”可能指的是早先的一次大规模遣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招募了95,000名中国男士作为非战斗员劳动者和商船水手，战后他们也不被允许在英国定居，他们的牺牲同样长期被忽视。）
从法律上讲，英国政府的计划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只有因犯罪活动而被解雇的水手才能被合法驱逐。 这仅包括2,000名水手中的18人。 一些水手犯了小的赌博和鸦片违法，但内务部承认这些都是码头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因此不足以构成驱逐的理由。
其余的中国水手被剥夺了在岸工作权利。 但仅靠这一点并不足以达到期望的结果。 内务部还需要一个积极的计划来进行大规模的遣返，并获得利物浦移民团队、警察和航运公司的协助。 在10月19日的会议之后，利物浦的移民官员开始更改中国水手需要携带的官方文件上的日期，要求他们在具体的紧迫日期之前离开英国。 这样，所有未能按时上船的水手都可以被处以违反“登陆条件”的驱逐令，随后被当地警方强行送上等候的船只。 为了确保效率，前期大量驱逐令被提前准备并寄送到利物浦。
从1945年秋季开始，蓝色漏斗公司负责遣返的船只在默西河口锚停，货舱不再装载往常的箱柜和木桶，而是搭建了临时的双层床。 利物浦的警方和移民官员在城市里巡回，尤其是在唐人街的多住户住所，如霍尔特旗下的寄宿房，抓住这些水手并把他们带到锚船上，然后就没有逃脱的机会了。
1945年12月，这两艘货船首次启航，前往西贡和新加坡。 到年底，共有208名中国男子已被遣返。 内务部的公务员在其通讯中记录了行动进展良好。 此时，利物浦的移民官员正在加大对其他水手的搜捕力度。 “如果采取积极措施，应当不难找出这些人，”一位官员在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他们的工作不光顾餐馆、洗衣店等地方。”
最初，内务部明确表示，100名以上与英国出生的妻子有婚姻关系的水手不应自动被遣返。 这些人的情况需要“逐个报告”，这可能赋予移民队和利物浦警方的裁量权。 尽管与当地女性结婚不赋予中国水手英国国籍，内务部意识到这确实赋予他们在英国居留的权利。 这一信息在故意被隐瞒的。
在11月14日，利物浦的移民官员JR·加斯唐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表示，“向中国人暗示，如果某人已与英国出生的女性结婚，他会有居留权，这不明智。” 在随后的信中，加斯唐强调，最好别给已婚男性“对居留权的可以保护的机会”。 当局决心完成他们开始的事情。
关于遣返的秘密行动并不是一场温和或合作的事件。 书面记录表明，该行动的实施就像一次猎捕的狩猎。 官方信件中一再使用了“逮捕”的词汇。 一份1946年7月15日向内务部提交的移民官员报告显示：“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进行对大约150个大池寄宿房、私人寄宿房和私人住宅的集中搜查。” 他们“尽可能广泛地撒下网络”，他们向全国各地警察总监通报，警惕中国水手。 这份报告总结道：“在未来几天内该行动完成后，我将感到满意，因为每个可能的步骤都已采取，以确保最大程度上遣返中国人。”
在HO/213/926文件中清楚表明的一切，许多事情依然不为人知。“我仍然感到惊讶，怎么会没有什么消息发送给这些家庭。”现年76岁的朱迪·基宁最近告诉我。 “即使这是个谎言！ 只是为了试图证明这件事情。 但什么都不做。我母亲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基宁的生父张欧强是一名船舶装配工，也是被遣返的其中之一。 他的名字在她的出生证明上，而她有几张照片，但没有任何记忆。 一位家友记得基宁的母亲曾说过：“哦，他就是在外面玩麻将，因为他的衣服仍然在那儿。 没问题。” 但他再也没有回来。 “我最近对此很困惑，”基宁告诉我。 “我只是想知道，他是否安全回到中国，发生了什么？ 我可能在中国有兄弟姐妹，不是吗？ 只是知道这些事情真好。”
因英国国家的决策，我们无法揭开哪些谜团。 剩下的妻子和孩子们没有选择，只能努力让生活继续。 伊冯·福莱收集的一些孩子的证言中透露，令人难以置信的困境。 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被遣返回国后，许多水手的孩子讲述了饥饿入睡、拥挤在一两间房间、依靠朋友的善意维持生计的生活。 由于与中国人结婚，获取国家资助对这些女性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此一来，她们的英国国籍就被自动剥夺，反而成为官方的“外籍人士”。 有些女性也因与中国男子结婚而被家人拒绝。 一些人因为无法承受而将自己的孩子给予福利机构或收养。 一些人甚至考虑自杀。
对于许多孩子来说，他们的早期生活充满了贫困、种族偏见和“酗酒”继父的阴影，这些是福莱的采访记录中所描绘的。“我觉得，尤其是对男孩，或者说是男人来说，失去父亲这种角色对他们的情感影响很大，”罗莎·方说。 “这也对他们的身份产生了影响——永远没有与中国文化的连接。”
“这个国家并不知道对像我这样孩子的伤害有多大，”彼得·福告诉我，第一次与我交谈时，他在利物浦的家中。 福的父亲是被遣返的水手。 14岁时，他的母亲和继父移民到美国，留下他在利物浦，与其刚刚去世的祖母一起生活。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生活是多么精彩，”他暗淡地笑着说， “谈到父母。” 当他长大后得知他父亲的真实情况时，这和他在英国生活的经历相吻合。“某种程度而言，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我一生都在忍受种族歧视。” 他说：“我从来没有谈到赔偿，我也对钱不感兴趣。 我只是想要一个该死的道歉。”
在春天的最后时光，福带着我在利物浦的唐人街转了一圈，随后开车到河岸，停在默西河旁，坐在Queens Dock和Dukes Dock之间的ACC会议中心下。 我们坐在他的红色梅赛德斯车内，上面有他个性化的车牌P3FOO，他以一种愤怒、自豪和嘲讽的幽默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回忆起自己在1958年作为《第六幸福客栈》的配角时，和一些其他贫穷的英中儿童一起出演，而与英格丽·褒曼同台。 这部影片以二战前在中国的一名英国传教士的真实故事为基础，20世纪福克斯决定在附近的北威尔士进行中国场景的拍摄。
成长过程中，福与利物浦的华人社区有着保持连接的机会——在年轻时，他的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建议他前往新加坡寻找父亲。“我说，我去见他干什么？如果他离去，我就不会去找他。”这是我对那个问题的态度。没有人告诉福他父亲被迫离去，直到为时已晚。 福后来得知他于1979年在新加坡去世。“你能理解我有多生气吗？关于这样的事情？”他问。
福翻出一些大文件夹（保留自他担任画师的工作），里面塞满了各种文件和复印件：结婚证、出生证、新加坡身份证、电子邮件的打印件，以及一些被遣返的水手和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的妻子的合影，照片中他们整齐地摆姿势，充满希望。 “当我看到我错过的所有事情，因没有父亲而失去的一切…… ” 他停住了，“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们一无所有。 然而明天怎样并不困扰我，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我该做的事情。”
日落的时候，慢跑者、骑自行车的人和情侣们在享受春季最后的阳光。 一些水手的后代在2000年代开始揭示真相，正是因为一种官方的保密政策和妇女们的沉默。 执行这一工作的是福莱。 2002年，随着BBC的纪录片《上海人》的推出，它为揭露真相铺平了道路。 这部纪录片指出了HO/213/926中档案的内容，并与两位已故的老英国人交谈，他们曾见证了唐人街的突袭，看到员工被拖走送往船只。
这场政府掩盖事件并未完全成功。当利兰·辽，利物浦华人社区组织Pagoda Arts的负责人，1983年与家人一起迁至这座城市时，一些事情在唐人街是众所周知的。 “当我与当地人交谈时，他们都说这是众所周知的，许多中国人神秘消失的事。”辽说：“这些历史在书面上被消除，但在社区中人们都知道。” 然而，具体细节仍然未知。
在2002年，在观看了BBC纪录片后，伊冯·福莱访问了基尔的公共档案馆，试图了解更多信息。 在那里，她阅读了关于遣返的内务部档案以及白厅与利物浦移民官员之间的信件，其中他们对中国水手表现出轻蔑，毫无证据地声称“超过一半”的水手正患有性病或结核病。 他们对水手的妻子也持同样的态度。 一名官员在白厅的第一次会议上表示：“117名中国人有英国出生的妻子，其中许多人来自妓女阶层，不想陪同丈夫回中国。”
对于福莱而言，这一言论点燃了她的怒火，并激励她深入探寻更多。 “你怎么敢对这些妇女如此厚颜无耻的做出概括？我见过这些女人——也包括我母亲！ 你怎么敢这么说？”
这标志着超过十年的电话、电子邮件采访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洋记录的探寻开始。 “有大量的信息需要整理和分析，”福莱之后写道。 “这是一场侦探故事，一个立体的拼图。” 虽然她在与我见面时热情如潮，但福莱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她绝不会容忍傻逼，并且她坚韧的毅力已成为她长途寻找真相的优势。
“你就像你父亲，”福莱的母亲曾经说过。 “总是争辩，想改变世界。”
福莱访问了上海、香港、大连、墨尔本和伦敦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收藏。 她还从荷兰发送了阿尔弗雷德·霍尔特的文件，以及来自纽约的档案。 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事件图景：战后生活的绝望、航运公司的商业迫切性、政府对所受影响人群的冷漠。 曾经有一次，福莱去见一位躺在养老院的幸存妻子。 “她说：‘即使到了我的年纪，能够想起我的丈夫，仍然是件很好的事。’”福莱回忆说。
福莱还创建了一个网站“半与半”，分享她的发现，逐渐建立了与其他被遣返者后代的钱圈，从而组成了一个小网络。他们称自己为“利物浦的龙”。 逐渐地，他们一起拼凑出了更多的故事，发现彼此之间的慰藉，在了解到他们并不孤单时感到团结。 “能够认识到你还有另外一部分，”福莱告诉我。 “我觉得我母亲会很高兴。”
福莱与她的丈夫查尔斯采访的一些人，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够老，可以记得自己的父亲。 但是，这些记忆是模糊的，似梦似幻。 有些回忆起父亲在锅中煮切块土豆的画面。 另外有人记得年轻时父亲的探访，以及给他一张折叠的5英镑钞票。 还有一个人记得，一个中国男人骑着摩托车，或许是她被遣返父亲的朋友，曾出现在利物浦并询问她的母亲，随后又消失。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早年的生活艰难却幸福。在李乐的父亲李浮被遣返回国后，家庭曾住在一个寄宿处一段时间。 但他们依然和当地华人社区与文化保持联系。 几年后，李乐的母亲再婚，嫁给了另一位后来移民英国的中国水手。“对我母亲来说仍然很艰难，”现年76岁的乐说。 “但上海人们团结在一起。 我继父带我们孩子去唐人街看电影——我们不理解他们的语言，但看得很有趣。 我们能看到中国新闻，还有中国歌剧，真是惊艳。”
许多幸存后代表现出某种哲学性的反应。 她们的母亲独自抚养孩子，而她们通过设法摆脱困难的过去，继续前行。 她们的孩子多多少少也有着同样隐忍的态度。 许多人提醒我，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人们并不谈论这些事情。 正如乐的妻子琼所说：“乐的母亲就像那一代人：你有什么好生气的！ 在过去的事情中不能谈论。”
乐直到几年前才开始寻亲。“他太太希望有个传统的，所以他开始重视那些亲属网站。 他们发现李浮在几年前进口到美国，得到了美国入境局的帮助。
“我出生于1945年4月，他的个人记录在那一年的记录中戛然而止。最后的日期是‘去海上’。”而这是我们听到的最后消息。
当遣返的水手抵达新加坡或香港，或终于回到大陆中国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或是至少没有联系？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知其一，河流中充斥着又一场惊涛骇浪。 在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随着敌人的回归，战乱终于爆发了。 据估计，许多回来的水手很可能被战火吞没——更加数量众多的海员都更是被国共战争所卷入，甚至再也没有回到利物浦。 就算有一部分人回到利物浦，依然有数量不多的被重新遣返的人在外漂泊。他们的命运几乎毫无例外。
尽管如此，最起码有一名水手又回到了利物浦，并且安了家。佩里·李的父亲生于宁波，1903年出生，曾任蓝色漏斗公司的“油烟工”及“保安”。 他曾在战争中有两艘船被击沉，曾在德国的一座战俘营待过。 据李回忆，他在1946年被迫遣返，离开时正值妻子弗朗西斯及其两岁女儿。
本来一切应该就此而然。
但是，三年后，陈坦永在同一艘以往遣返水手的阿尔弗雷德·霍尔特船只“萨尔佩登号”上返回了利物浦。 为了避免引起英国当局的怀疑，他开始用“李志保”的名字与家人团聚，恰巧是1949年。
“我一生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是我父亲能够回来，”李告诉我，在去到是他父亲埋葬于埃弗顿墓地时，穿着大方而色彩鲜艳的西装，戴着太阳镜和一件印有唐纳德·特朗普恶搞的“T恤”。
在我们辗转穿过埃弗顿墓地之际，他兴高采烈地介绍了与利物浦历史相关的故事，与当地人热情打招呼并询问。
“我父亲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成千上万其他中国水手也是这样，却被无情地赶出。他再一次回到妻子和女儿的身边，是什么样的韧性。”
在李后来的晚年，他的父亲因中风入院，利物浦市政府将他安置进了俯瞰利物浦市壮观的塞夫顿公园的一座宏伟的19世纪豪宅里，号称霍尔特之家。
最终，在这座充满着历史的埃弗顿公墓中，李找到了父亲的墓碑。 父亲的墓碑上有两种语言的铭文，记载着父亲的原名陈坦永。 “他告诉我，如果他死后要葬在异国他乡，他必须用自己的名字埋葬在那里。”
在许多悬而未决的谜团中，许多被遣返水手之子更是询问：“被遣返的2000人名单究竟在哪里呢？” 毕竟，利物浦的移民检查员和警察在他们的逮捕和搜查中肯定有人使用文档。 尽管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孩子们仍然对某部分无法考证的文件心存疑虑。 “在海洋记录的保留方面令人担忧：每张头都被计算，有每一寸、每一个比例和每一盎司的条件被记录。”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至少我找出了褐色的名单——被称为“船舶协议”或“船舶载货清单”的文件。
作为1945年12月8日SS Diomed号启航时，航行清单上记录了“外来的乘客名称及描述”的一页。 两名头等乘客的名字以印刷体列出，一位是丹麦人，另一位是法国人。 其下则潦草写道：“由内务部派遣的100名中国水手。 清单由内务局整理。”
SS Menelaus号于12月14日启航时，我们也看到了107名被遣返中国水手的姓名，包含他们的出生日期、出生地点、在英国的“最后登陆日期”，以及他们在利物浦的住址：其中大多数地址位于大乔治街和大乔治广场、皮特街、纳尔逊街——正是唐人街的核心地带。 另有一艘阿尔弗雷德·霍尔特的货船，这是以这些水手为被遣返用途的一艘名为SS Theseus的船，1946年8月1日启航，在91名水手中有27名的住所在13号尼尔街，显然是其中几间拥挤的水手寄宿所。 1946年12月，似乎遣返行动仍在继续：以货船Priam号为转口，共记载了196名“外籍再遣返者”，这些人中包括194名男性、一名女性和“婴儿肯尼斯·林”。
在内务部文件中多次提及各类名单。 9月9日，利物浦警察局长向内务部的外籍人员部门提出请求，要求提供被遣返者的“详细情况”。 一些1946年的内务部会议记录提到“与生于英国女性结婚的中国水手的名目表。” 可目前来看，这些细节仍显得不可捉摸。 “我们已经尽所能的去查找，”福莱说。 “我们可以继续，但…… ”她笑了，“我们也都在变老。 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些事情传递给更广泛的公众，我们觉得自己做到了。”
至少在当地，现在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有一定的了解。
2006年，福莱获得市议会的许可，在利物浦的堤岸放置一块 双语的纪念碑，向水手和留下的家庭致敬。 阿尔弗雷德·霍尔特的一名代表在揭幕仪式上献上花圈。 （该纪念碑的资助来自福莱本人。） 2015年，利物浦市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议案，承认这种“深刻的不公正”，并呼吁内务部对此展开承认和道歉。 彼得·福在200人出席的见证会议上发表了感人的演讲。 “我们每天都与伤痛相伴，”他说。
福还为在利物浦成立了一个记忆花园，里面有陶土水手、水景和中国风格的桥。 罗莎·方希望拍摄一部关于被遣返水手的纪录片。 当地艺术家莫伊拉·肯尼和约翰·坎贝尔在利物浦的华人社区进行了广泛的口述历史研究，他们想将The Nook酒吧变成利物浦唐人街博物馆。 这些项目都没有收到任何导演在财务或其他方面的重大支持。
利物浦的前国会议员露西亚·伯杰和斯蒂芬·特威格在2010年代也向内务部做了私下陈述——回应他们的选民请求。 英国政府官员罗伯特·古德威尔、布兰登·刘易斯和卡罗琳·诺克斯相继对此作出了回应，拒绝承认任何错误，且根据内务部档案中未支持的声明：在1946年8月份宣称“没有强制遣返”，尽管其他内务部的文件中提及了“逮捕”和突袭，甚至在1945年10月的第一次会议上也使用了强制遣返一词。“可讽刺的是，现今保守党的部长们否认工党议员的抗议，正是克莱门特·阿特利执政实验的工党政府推动了遣返的事情——几位后代提到这一点。”
今年，正值遣返75周年，利物浦的新国会议员金·约翰逊在2月迎接农历新年时，呼吁内务部终于致以道歉。“强迫遣返的计划,”她表示，“是英国政府实施的最赤裸的种族主义事件之一。” 这在“我们历史中留下了可耻的污点”，而“几乎被遗忘。” 在首相问答会议上，她于3月3日提及这一事件，强调对孩子们造成的“持久情感创伤”，并呼吁鲍里斯·约翰逊承认强制遣返，并对此公开道歉。 然而，那天的预算让首相心烦意乱，他微笑着说他多么喜欢访问利物浦，随便搪塞她。 “她的信息听到得很清楚。”约翰逊说。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为此愤怒？’”福莱在2019年对我说。 “我的愤怒转化为我的研究。你能做什么？没有什么意义的咆哮。 相关责任人都早已离世。” 她对今天的政府唯一的期待就是他对所发生事情的承认。 这段旅程本身带来了一种契机。
“我当初并没有设想找到我的父亲，”她告知我，“而是找到真相。但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中，我在我自己的个性中找到了他。 这就是我解释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