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6-04-13/once-and-future-superpower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许多人认为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时代即将结束，因中国迅速崛起，准备赶超或甚至超越美国。 许多指标显示，中国的经济有望成为世界最大，尽管其增长放缓，但仍将多年超过美国的增长率。
北京的财富不断增加，借此吸引盟友，威慑敌人，现代化其军事能力，并在周边地区积极主张主权要求。因此，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不是中国何时会成为超级大国，而是需要多快。
然而，这种想法充满了幻想，或者说是恐惧。经济增长不再像过去一样直接转化为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新兴大国上升和既有大国衰落的难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而中国作为唯一有潜力成为美国真正全球竞争者的国家，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新兴国家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其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
虽然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已经从巅峰时期有所下降，但该国的军事优势并没有消失，全球范围内的联盟结构也未见动摇，这构成了现行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除非华盛顿作出错误选择抛弃这些制度，否则我们无需期待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相反，每个人都应习惯于一个美国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的世界，这种情况会持续几十年。
持久的领先地位将帮助美国抵御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最重大传统国际威胁——战争。 同时，这将为华盛顿应对诸如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非国家威胁及跨国挑战提供选择。 但这也将强加领导责任，并在竞争优先事项之间产生选择，尤其是当财政状况逐渐紧张时。俗话说，“大国有大责任”，成功地履行其主导角色需要华盛顿展现出其长期欠缺的成熟。
在中国未来权力地位的预测中，许多人已经强调了该国面临的迫切国内挑战：经济放缓、环境污染、普遍腐败、危险的金融市场、缺乏的社会保障网络、迅速老龄化的人口，以及不满的中产阶级。 尽管这些问题对中国有害，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真正致命缺陷在于其技术专长水平相对于美国的低水平。与过去的新兴强国相比，中国必须弥补的技术差距更加巨大。
中国可能出口高科技商品，但在全球化生产的世界中，这并不能透露太多信息。所有中国出口产品中，有一半都属于经济学家所称的“加工贸易”，即在中国组装进口的零部件然后再出口。而这些中国出口绝大部分并非由中国企业指挥，而是由更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主导。
通过更好地反映国家技术专业知识的技术能力指标来看，中国的真实地位也变得清晰。 2013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美国在知识产权许可收益上遥遥领先，净收入高达1280亿美元，是第二名日本的四倍多。相比之下，中国在知识产权使用方面的收入不到10亿美元。
另一项衡量技术差距的指标是所谓的三元专利，即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注册的专利。2012年，美国获得近14000项此类专利，而中国的数量仅略低于2000项。科学和工程领域影响力顶尖的文章分布情况——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测量——也讲述了相同的故事，美国占据了几乎一半的这些文章，多于中国八倍。因此，自1990年以来, 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中，美国研究人员获得了114个，而中国研究人员仅获得两个。
正因为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不同，支持对权力转移期望的衡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大低估了两国之间的真实经济差距。 首先，当前中国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有利于其GDP计算，尽管这会随着生命寿命缩短和清理及医疗成本的上升而降低其经济能力。 其次，GDP最初是为了测量20世纪中期的制造业经济而设计的，因此，随着一个国家的生产知识化与全球化程度增加，其GDP便更低估了经济的真实大小。
光有一个庞大的经济并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 联合国提出的一项新统计资料展示了GDP对中国相对实力的夸大程度。被称为“包容性财富”，这是经济学家迄今为止最系统的计算国家财富的努力。 联合国的一项报告解释说，它计算一个国家在三个领域的资产总量：“(i) 制造资本（道路、建筑、机器和设备），(ii) 人力资本（技能、教育、健康），和(iii) 自然资本（地下资源、生态系统、大气）。” 综合计算后，美国的包容性财富总额接近144万亿美元，是中国32万亿美元的4.5倍。
美国和中国经济在规模上相对真实的数量可能会位于GDP和包容性财富提供的数据之间，尽管后者的测量尚未像GDP那样受到高度审视。然然而，GDP的问题在于它测量的是流量（通常是一年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而包容性财富测量的是存量。正如《经济学人》所言：“用GDP来衡量经济，就像只看一家公司的季度利润而不看它的资产负债表。”
由于包容性财富比较衡量治理的资源，这在考虑地缘政治竞争时是更有用的指标。但无论如何将美国和中国经济相对大小进行比较，显然美国在将其资源转化为军事力量方面更为有效。 在过去，崛起国家的技术能力与领先国家相当。 例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在技术上并未落后于英国，德国在战间时期也未落后于昔日盟友，而在冷战初期，苏联在技术上同样不落后于美国。这意味着当这些挑战者在经济上崛起时，它们可以迅速对主导力量发起严重的军事挑战。 然而，如今中国相对的技术落后意味着，即便其经济持续增长，赶上美国所需的军事能力仍然艰难，成为真正的全球战略伙伴也不是简单的事情，而只是成为一个在自己邻近地区的主要参与者。
超级大国所需的能力并不仅限于在局部使用武力，关键在于能够全球部署，因此美国面对的门槛很高。 这意味着需要政治学者巴里·波森所称的“控制公共领域”的能力——即控制空中、太空和公海，以及具备管理这些领域所需的基础设施。当衡量创造这种能力的14类系统时（从核攻击潜艇到卫星乘运输机），就会施显露出美国在各个方面的不可思议优势，这一切都是几十年来在多个方面不断推进的结果。 而中国要在这些领域接近美国的能力，甚至在任何一个领域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首先，美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科学和工业基础。中国正迅速加强其技术输入，增加研发支出以及获取科学和工程学位的毕业生数量。 然而，任何国家在这些方面的跃升速度都是有限的，而中国面临的种种障碍，例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和资本分配不有效等，正是其政治体系僵化的结果，因此推进这些问题的难度极高。更为困难的是，中国要追逐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 截至2012年，美国在军事研发上的支出达79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中国预计支出的13倍多，因此即使中国的迅速发展也可能不足以弥补这种差距。
还有几十年来，美国在先进武器系统采购上累计的经验，这些武器系统只会变得更加复杂。 在20世纪60年代，飞行器的开发大约需要五年，而到1990年代，由于零部件数量和代码行数的增加，这一时间达到了十年。 今天，设计和建造最先进的战斗机通常需要15到20年，军事卫星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因此即便其他国家能够建立科学和工业基础来开发多种类型的武器，使其掌握公共领域，也必须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真正拥有它们。连中国的国防规划者也认识到这一挑战的规模。
控制公共领域还要求能够监管各种大型国防项目。 尽管关于军事工业复杂体及其“浪费、欺诈和滥用”的辉煌战绩，美国的实验室、承包商与官僚之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积累了这种专业技术，而中国的同行尚未完成这项工作。这种“学习-实践”的经验存在于组织中，而不是个人，且只能通过展示和指导来转移，因此网络盗窃或其他形式的间谍活动并不是获取这一知识的有效捷径。
中国的防务产业仍处于初期阶段，学者理查德·比青格及其同事对此表示，“除了少数高科技研发领域，如弹道导弹外，中国的军事工业在设计和生产较为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方面似乎缺少能力。” 例如，中国仍无法大规模生产高性能飞机发动机，尽管为此投入了巨额资源，也只能依赖二流的俄罗斯型号。而在其他领域，北京甚至没有与之竞争的打算。 以反潜作战为例，中国在此方面的能力不够，有所作为的机会也不多。不久前，中国才开始具备相对安静的核潜艇的生产能力，这比美国海军在上世纪50年代投产的潜艇尚且不及。然而就在这之后，美国政府在现有的弗吉尼亚级潜艇上投入了数千亿美元和六十年的努力，实现了绝对的静音级别。
最后，实际使用这些武器需要一套特定的技能和基础设施。 部署这些武器的困难不仅在于这些武器本身往往是如此复杂，也因为它们通常需要以协调的方式使用。 例如，要部署航母战斗群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冒险；许多相关的舰船和飞机必须在实时中协同行动。 即使是看似简单的系统，也需要复杂的配套体系才能真正发挥效力。 例如，无人机在操作时，必须有一支经过高度训练的人员来操作它，并具备快速收集、处理和响应采集到的信息的技术和组织能力。 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寻求控制公共领域，对任何军事而言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任务，而中国的中央集权和等级式军队特别不适合这一任务。
这不是你祖父所经历的权力转移。
在1930年代，仅日本便从经济萧条中走出，转而成为一支横扫的军事机器；德国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武装国面貌中蜕变为可以征服欧洲的强大力量，苏联则从战争和革命中恢复，成为了一支可怕的陆上强国。随之而来的十年中，美国自身在军事实力上也从无关紧要跃居全球超级大国，苏联也跟其后而来。在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人真正预期另外一个世界大战，甚至是冷战的到来，但是许多观察者认为，这些过去的经历揭示了国家一旦试图从经济中提取军事能力，迅速变得危险的程度。
然而，现如今发生的并不是你所经历过的权力转移。 关于中国的崛起，有人可能会争论到中国能否迅速达到从强国走向超级大国的第一大里程碑——获取必要的经济资源。但一个庞大的经济并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接下来的第二大挑战是实现必要的技术能力。这之后，将面临将所有潜在实力转化为全球实力投射所需的完整系统，并学习如何使用它们的挑战。 这些每一步都是耗时且充满困难的。因此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徘徊在无法被称为超级大国的强国状态与超级大国之间，称其为“新兴潜在超级大国”也为时不晚：得益于其经济增长，中国已经超越了许多强国，然后仍需走过漫长的路程才能获得成为超级大国所需的经济和技术能力。
中国争取超级大国地位的努力还受到另一个因素的削弱：所需牺牲的诱因较弱。美国之所以具备广泛的军事能力，得益于冷战的生存压力，正是这种压力迫使政策制定者如此庞大地投资于军力。 （事实上，苏联解体两年后，俄罗斯便因局势逆转而拥有了全球第二大军事能力。）如今，中国面临的并没有类似冷战的压力，导致其将军身处理能力投入军事建设的程度远逊于美国与苏联。
美国拥有的盟友、好友少之又少，北朝鲜作为唯一的坚定盟友往往有损而无益。 鉴于阻力重重，中国通往超级大国地位的道路越发艰难，而试图克服这些困难的诱因却大幅下降。
鉴于阻碍中国通往超级大国地位的种种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诱因较少，国际体系的未来变化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能继续承担维持被称为“深度参与”的责任，而这一战略已经持续了近70年。 除非出现奇特的转变，导致美国真正放弃其全球角色（相较于总有人夸张、歌颂其已然削弱的说法），华盛顿将在很长时间内处于良好的位置，维持核心军事能力、盟友关系及至关重要的承诺，这些能确保关键区域的安全，支持全球经济并促进跨国问题的合作。
这个大战略的好处有时难以显现，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在最近几年的国外失败，比如伊拉克的入侵，这些经历深刻警示了如何用武力去改进国外国内政治的艰巨性。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拥有足够力量去威慑或阻止竞争者的美国，似乎更有意义。长期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关键目标之一是防止出现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而其在这方面的成功在于：在历史上没有发生大国之间不可化解的安全困境、无力应对的破裂联盟、快速扩散的核武器、军备竞争，以及逐步走向相互竞争的经济和军事集团。
在美国军事优势持久存在，而美国经济主导地位下降的同时，系统内部将会对美国的克制能力造成考验，在以下四个方面显露无遗。
首先，面临美国力量的诱惑，可能会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欺凌或利用美国的盟友。 美国的盟友在许多方面依赖于华盛顿，向他们施加压力去获取回应——比如支持争议的美国政策、不要从事美国反对的活动，或在互利的交易中同意不成比例的条款，这似乎是个懦弱的人所不愿放弃的选择。 （例如，政治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常声称美国在与外国打交道中总是“吃亏”，并表示自己会恢复美国的谈判能力。）但共同的国际秩序根本契约是：如果各国放弃相对军事优势的追求，融入一个充满制度化的网络，并一致同意遵守共同规则，那么美国就不会利用其主导地位来获取不当好处。
过于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若华盛顿利用权力获取自身利益过于频繁，而不是为了维护和推动整体秩序的利益，那么美国的领导地位与现有秩序的合法性将可能受到侵蚀。不过，恰好以这种逻辑为基础的，美国历届总统（如肯尼迪、里根、布什和奥巴马）都曾在不同程度上采取过行动。
第二，美国在面临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时，可能会过度反应。 近年来，德国、日本、苏联等大部分重要崛起的国家在经济上均显得比其军事能力更为强大。 相比之下，中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具备经济上的优势与军事实力的对缺失。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好现象，因为全球秩序的并不绝对，也比起直接的军事威胁，经济挑战的倾向会迅速引发对战役过激的反应。
当然，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大多只是对现有秩序的轻微或表面调整，重要的是提升北京的威望，而并不威胁现有体制的基本架构和原则。华盛顿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应优雅从容，认识到在保持北京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宁愿为此付出适度代价，而不是冒着激发对整个结构的根本挑战的风险。
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近期纷争便是处理不当的一个例子。 在2013年中国提出AIIB以提升国家地位和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 尽管其贷款标准可能表现得不如预期那样建设性，但不太可能对该地区造成重大伤害，或破坏全球经济结构。 然而，美国对此采取了公开的外交举措，以劝阻盟友的加入。 而他们无视了美国的反对，迫不及待地参与其中。 美国的反应使其成了显露外交失利的零和博弈。
第三，美国仍将面临权力带来的干预诱惑，可能在核心国家利益并未受影响之时干预某些地区（或将核心利益的定义扩大到程度可造成空洞化）。这种诱惑会在超级大国间的对抗中涌现——正如美国在冷战时沦入越南和苏联在阿富汗的问题，并且现在在没有同行对手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在此情境下，奥巴马恪守此一诱惑，因而在外界对于其“不做愚蠢的事情”一句“宏观战略”上所表现出的宽严，有注释灭出之后的信心，但遗憾的是未能提出一个相对应的论点：“注重核心战略。” 在过去近七十年里，这意味着需要维护关键领域的稳定，以及推进全球经济和秩序的运转。
第四，华盛顿需要谨慎避免在根本利益危机出现时采取过激军事态势，特别是在中国在其周边日益强硬的经过。 诚然，中国近年来建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大大增加了美国飞机和舰船在中国附近等区域的作战成本和风险（当然潜艇方面则不在列）。 尽管华盛顿的战略目标取决于对北京日益强大的局部军事能力的反应，但更需对将会损害的整个经济和实力水平有清醒的预判。
因此，美国应采取自身的区域拒止战略，尽管有限的目标依旧在保护美国的核心利益，抑或是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与其盲目追求90年代头重脚轻的绝对战略优势，不如充分利用运用清晰可见的现实目标来避免未来冲突。
通过采纳这种区域拒止战略，美国可以有效地阻止中国的军事侵略，并保护其盟友们，尽管中国的军力正在上升。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在南中国海建立的小型军事设施的挑战会被得以应对，其本身无从应对，因此华盛顿也并未因此做出过激反应。 唯一重要的是这些小、分散的岛屿在冲突中并几乎很难捍卫。中国的强硬行为无形中增大了美国反击的筹码，例如，菲律宾开放军事基地给美国重新驻军，而后者全球实际位置锁定有力的合作伙伴。
迄今为止，奥巴马政府选择在相关海域进行自由航行演习，以此来对抗中国的海权主张。然而，作为塑造和主导现有秩序的国家，美国在处理其他争端时还蕴含了许多其他优势。 为了将升级责任尽可能放在中国的肩上，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增强在相关区域的非官方研究航行。此外，国际法正日益施加于中国，迫使其在仲裁庭对领土争端进行裁决，而如果北京拒绝做出响应，将失去合法性并可能面临制裁及其他外交制裁。
总之，虽然中国可以在未来产生一种问题而达到并超越类似的经济目标，关键在于，美国的全球地位使其灵活度更高。关键在于利用防御的优势，这样一个被看作理所当然的现状是被突围和破坏的。美国的命运与能力在达成国际贸易及国际安全保证上的长期成效无关，或短期得利后对历史的整治与调整。
尽管中国的崛起，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比近期评论所言的更为稳固，反而，世界上对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最大威胁可以是来自内部。 随着美国的主导地位逐渐减弱，华盛顿可能会受到外部反应而过度反应，试图反制现有局势，选择直接反制或自我隔离，均会放弃这一经过多年的基于耐心与建设性的战略。 这无疑是一个严重失误。尽管此大战略在近年来的问题与误解仍大量存在，其战略成就之一为确保与推动一个更可持续的生活环境的发展，防止出现一幅人间惨剧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