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2016-the-year-for-leadership-that-wasnt-for-the-china-g-20/
2016年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一年。在去年12月成功达成气候变化协议 after 巴黎,以及联合国全体成员在9月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后,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
巴黎、布鲁塞尔、尼斯和伊斯坦布尔的恐怖袭击让欧洲感到紧张。独立党在英国的崛起、法国国民阵线以及德国行动党,都是对潜在社会与经济不满的应对,这一趋势在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身上得到了反映。然后,在6月23日,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洲联盟的公投结果让所有人震惊。
中国已经为杭州G20峰会准备了两年多,重点是支持、联系和制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实施方案。在这一准备过程中,清楚地表明,加速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成为将短期经济刺激与长期供应侧增长结合起来的强大纽带,同时满足社会和环境目标。这是中国G20聚焦的潜在甜蜜点,它强调人本和地球中心的领导力,而不是针对金融市场、企业和富人的政策术语。
杭州举行的G20峰会是今年一季度全球领导人的首次会议,背景是在面对市场经济未能产生包容性社会成果及民主未能产生有效政治领导的公众焦虑。此次峰会是一个机会,使各国领导人能制定政策以安抚公众,传达技术与全球化会带来更多繁荣机会的信心。关键的问题是:各国是否有解决公众焦虑的答案?
结果:尴尬的各种力量拼凑。
2016年可能是给新方向、崭新举措和强有力领导的需求打下基础的一年,但G20成员国间的对立利益似乎在杭州错过了这一机会。虽然杭州G20公报中谈及一些雄心勃勃的变革性方法的关键词,但各国在承诺方面则显示出回避,大而化之表达,避开那些包含雄心壮志的动词和形容词。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G20回避关键承诺,淡化更强有力的前瞻性愿景以实现可持续性和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的核心理念。与其提出具体的短期成果,各国倒更愿意承诺成立工作组和研究中心。
首先,公报中提到了一段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长段落,具体传达了数月来在多个论坛上讨论的如何将基础设施投资“从数十亿提升至数万亿”的目标作为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但该段落并不在公报的经济增长主旨部分,而是在发展部分。公报开头宣称“一个新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时代”,但这一承诺受到条件限制,所谓“考虑到可持续发展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和巴黎协议。”
“考虑到”这一表达是一种弱化承诺的说法,而非实质接受。
其次,尽管公报中有关于2030议程的普遍性及其雄心的表述,G20承诺在多个领域采取“大胆、变革性的集体行动”,……“承诺对此措施的贡献。”这一表述回避了承诺国内行动以全面实施2030议程,而是重复了之前关于发展合作的承诺。实际上,SDGs在杭州公报中并未提及。因此,除非为知者,G20并未在普及公众理解“可持续性”的意义上起到有效作用。公报中未尝试描述“可持续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未宣传世界最大经济体政策的溢出效应是其他国家发展主要推动力的理念。显然,旨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性所需的变革性整合议程并未得到阐明。
G20内部的分化;西方有背公共焦虑。
这并非因为中国东道主未能理解这些细微差别,或他们不愿意推进这些议题。考虑到达成共识的难度,中国显然愿望更强烈。但看上去,发达国家在公众焦虑最显著的地方,并不愿意追求更长期的可持续性集体愿景。他们似乎希望继续生成一系列政策工作流,这些工作可能慢慢建立新全球经济所需的规范、规章和制度框架,但并未传达出迫切性或变化的意识,来说明全球化利益将如何实现。像奥巴马总统这样的领导人不得不辩称,G20的重要性应通过审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整体改善,以及在建立新全球规范上缓慢且常常痛苦的进展来权衡。然而这些新规范本身并未就公众感受到与表达的愤懑提供解答。仿佛2016年不过是平常的一年;在这种视角下,2016年似乎是一个缺乏应对领导力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