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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是维护并推进现有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正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
在这一努力中，美国是德国及欧洲最重要的盟友。
德国和欧洲是否能有效行动，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将中国（如有必要，还需要美国）纳入这一国际秩序，并根据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推动这一秩序的进展。
鉴于美中关系的升级风险及其在应对全球挑战中的重要性，德国外交政策有必要利用所有可用手段影响美国和中国，并扩展自身的影响力。
通过外交和对话管理双边关系的合作正在减少，对抗行为的动能正在增加。
这也减少了德国和欧洲联盟等其他国家影响冲突双方的机会。
美中关系的潜在动态和风险，及其对国际秩序以及德国和欧洲外交政策的影响，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旨在分析美中关系的动态并进行未来推演。
我们的工作假设是，尽管冲突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但特定结果是由国内和社会因素所塑造的。
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其他双边关系像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那么重要。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也包含对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例如乌克兰战争可能的升级及其各自的核武能力。
但由于其在破坏性军事手段之外缺乏足够的经济或政治影响力，莫斯科无法主动塑造国际秩序。
乌克兰战争导致俄罗斯的实力和影响力下降，其对中国的依赖将增大。
实际上，莫斯科已经在与北京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成为一方次要伙伴。
引言：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在欧洲公众的视野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暴攻击被视为过去一年中最大的挑战，几乎将其他所有问题都推到了背景。
然而，在中国看来，这场战争仅被视为一场区域冲突。
美国积极致力于支持基辅并协调对莫斯科侵略的西方反应。
但华盛顿小心翼翼地处理，不让俄罗斯的威胁分散对中期更重要挑战的注意：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其他双边关系像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重要。
研究设计与本研究核心问题
大多数关于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分析集中于两个因素：冲突的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变化。
根据这一观点，双方都在努力在冲突中维护自身利益，为此他们通过国内努力（“内部平衡”）或盟友动员（“外部平衡”）来改善自己的相对实力，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外交及军事措施（如威慑、威胁或使用武力）来塑造双边关系。
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冲突的结构、权力关系，以及两国及其盟友之间的互动。
这种观点并非错误，但却显得不够全面；它导致对这一关系的简化评估，而我们希望通过增加对冲突中各自国内视角的分析，对此进行补充和修正。
传统叙述中最重要的遗漏在于，冲突的结构并非既定，而是源于双方对现实的社会构建，这一构建受制于深厚的历史根基的集体社会态度的影响。
政治精英利用相应的冲突认识来为自己的权力主张获得国内支持。
因此，要充分理解冲突的动态，我们必须考虑美国和中国在这方面各自的冲突认知及其历史背景。
从这一角度来看，许多常被归因于冲突性质的特征，实际上是受到国内政治的塑造。
冲突的社会构建在某些时候可能是一致且被普遍接受的；但在相应社会及其外交政策精英中，也可能对如何评估冲突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此外，即使在对冲突的性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也可能对最佳行动方案存在不同看法。
如果这种差异存在，就需要在外交政策精英之间得到解决。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的对美政策——因此也包括双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内政治所过滤。
我们的研究旨在通过对其国内组成部分的系统性分析，更好地理解这些冲突动态。
这也应有助于识别以建设性和缓和的方式影响冲突的方法。
中国的崛起及其未来前景
在过去的50年里，全球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平衡从西向东、从北向南转移。
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1978年北京改革开放政策开始的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所推动的。
中国在这一权力转移中获益最多，相关数据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世界秩序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程度。
在1990年，中国经济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甚至不及德国的一半（经过购买力调整）。
三十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德国的五倍，且远超美国。
这一显著增长得益于中国采用的特有的出口导向增长策略，该策略在二战后东亚地区曾先后由日本、韩国和台湾实施。
这一战略通过西方和其他亚洲公司直接投资来系统性地发展出口产业。
尤其是自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这一流入经历了显著的上升：
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工厂”和最大的出口国。
自1980年以来，出口收入一直是推动国家显著发展的主要动力。
以上数据描述了1980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与德国、日本和美国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直接投资流入和外贸发展方面的变化。
这一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便是美国与中国之间贸易关系的日益不平衡。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与东亚的贸易逆差就已经引发了与其盟友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年内，这一现象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因为中国大量的出口流向了美国这个看似无法满足的消费市场。
这其中，不少是如苹果和沃尔玛等美国企业所推动的贸易流向转变。
这一发展得益于中国在邓小平（直到他去世于1997年）和朱镕基（1998年至2003年）任内对国民经济的巧妙管理。
国家也受益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西方的去监管和自由化战略，后者为中国出口商在美国、欧洲、东亚等工业中心及全球提供了良好的销售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本流入中国。
这带来了增长、技术转移和新工作机会，同时也显著增加了税收收入。
经济增长与工业现代化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大幅提升其武装力量。
这是邓小平所宣称的四个“现代化”中的最后一个。
有关的图表和数据说明了与国际比较的情况下，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及未来前景。
中国在目睹“军事革命”引入新技术后推动其军队现代化，
这使得美国能够在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冲突中迅速取得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从俄罗斯进口武器系统，
但随后日益开始自主研发武器。
通过反向工程引进的技术和间谍行为，使这一转变得以实现。
中国特别关注在东亚调整战略力量的平衡，这一战略影响了美国驻该地区的军队及其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力量。
导弹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长期精确的DF-21D弹道导弹，直接威胁到美国航空母舰的安全。
双边紧张关系的结构性原因
在上述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我们确定了导致美国与中国之间双边关系在过去十年中恶化的三个结构性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两国经济之间贸易关系的失衡，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流动失衡。
第二个因素是对东亚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主导权竞争的加剧。
自2010年左右以来，北京在南海及整个东亚区域逐渐采取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
第三个因素则是中美之间体制性的对抗，表现为自由民主的美国和列宁主义一党制的中国之间的根本性分歧。
苏联的解体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西方意图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摧毁现有政治秩序的担忧。
与此同时，北京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视为西方体系存在危机的证据，并视之为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不可避免衰退的先兆。
而在美国，新一轮的对中国的看法在上世纪十年代后期盛行。
这一观点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同时也认为对中国的和平民主化和因繁荣与西方关系更为密切而不再天真。
这三种结构性因素使得双边关系高度冲突化。
然而，还有第四个因素指向合作的可能性：两国关系及与世界的关系中所产生的相互脆弱性。
与冷战时期不同，当时双方经济交流非常有限，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紧密相连，因此有了“中美（Chimerica）”这一新词汇来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如果突然且完全结束这种“相互依存”，正如C. Fred Bergsten描述的那样，经济上就等同于核对峙，将对两国及全球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近几年来，华盛顿和北京正努力减少经济联系带来的依赖和脆弱性。
在这一背景下，相关词汇有“双循环”和“供应链韧性”。
在另一种形式的生存依赖中，双方现在都具备核威慑能力。
随着中国加强核力量建设，两国接近于恐怖平衡——这等同于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核对峙。
华盛顿和北京应谨慎处理对抗行为，推动如军备控制等有限形式的合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核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美国和中国在全球性风险（如气候变化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面前也高度脆弱。
这些风险只有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来有效缓解，而中美之间的合作虽然不是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
因此，两国均依赖于正常运作的国际秩序。
不过，这一认识常常被双边关系中的对抗趋势所掩盖。
复杂关系中的差异与共同点
尽管普遍认为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不能孤立看待，但这一认识并未得到应有重视。
任何双边关系的分析，都应考虑各自国内政治条件。
上述结构性条件定义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规范性以及物质上的）利益的分歧和共性；而国内因素则影响了由此导致的紧张关系如何得到处理。
外交政策的国内决定因素包括政治机构和决策过程；关键行为者的动机、个性和影响斗争；以及各自的外交政策身份，这反过来又受到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秩序的影响。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影响整个世界政治，只有通过考察各自指导性外交政策概念及其历史、文化和社会根源，才能充分理解这一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声称自己是唯一的世界强国，这使得它们陷入危险的竞争对抗之中。
为评估这一复杂关系未来的前景，比较的视角是极为有益的。
除了国内政治制度的明显差异外，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重要的相似性和平行。
举个例子：中美之间冲突的一个关键维度是治理模式的不同，这意味着一种“系统性竞争”，也就是两种对立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
然而，如果双方不相信自己是（在中国的情况下更为渴望成为）世界强国，这种竞争根本就不会出现。
同时，美国和中国实际上都声称自己在未来中应成为唯一的世界强国，因此它们在全球政治舞台上自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只要两国都不愿意分享这一地位，双方的自我形象和使命感就会导致它们在全球政治中进行根本的优越之争。
这样的较量理论上与不同的政治体制毫无关系。
即使是一个民主的中国（或是一个专制民粹的美国）也会与另一方对立。
地位竞争有进攻性和防御性两个方面。
作为世界强国的声索伴随着对对方意图削弱自身地位的恐惧。
在社会内部的话语中，这种威胁想法在各方政府的推动下，可以被夸大到偏执的程度，以便动员支持。这种有关敌人的叙事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话中十分常见。
然而，这些话语如何展现、如何多元化，以及其影响主要依赖于各自政治体制的特征。
在中国，群众传播由中央控制的宣传反映了党的立场。
在美国，则存在多元主义和意见的多样性，尽管媒体环境的变化使得有关中国的细致和基于事实的讨论愈发困难。
特别是社交媒体在其情感偏见和缺乏温和理性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各国的外交政策身份因此塑造了双边关系，而双边关系则由两种外交政策的相互作用构成。
在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下，外部聚焦都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的例外主义——也就是认为自国历史独特性，进而暗示在现在与未来上更高的道德目的。
在多个方面，外交政策就是国内政策。
其一，外交政策决策同样源于国内协商过程；
它们反映了各自政府及政治体制的规则和程序。
其二，外交政策需要国内政治支持，以便动员必要的金融、人力和观念资源。
其三，外交政策还可被用以为政府或政治精英的统治正当化，成为解决国内政治冲突的工具。
外部政策最终可能会激活社会以实现外交和安全政策目标，这是战争的极端案例；
需要大量的情感动员使人们愿意冒人生和他人生命的风险。
民族主义及其他意识形态论点，以及有关敌人的相应观念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美中关系中，双方同样存在负面刻板印象和情感民族主义。
最后，自2000年代末以来，美国和中国均发生了国内政治的变化，意义在于这些变化远超单纯的个人、政党或精英派系的改变。
在美国，社会日益两极化。
这一问题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即奴隶经济这种“特殊制度”。
为了应对这一历史，进展缓慢，且引发新的争议。
党派极化始于197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曾维持内部分歧的外部威胁的消失而加剧。
如今，意识形态态度与党派忠诚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对应，且逐渐成为个人身份的核心。
美国政治机构则依赖于妥协，因此这种意识形态分化、经济与社会不平等、以及民主规范的侵蚀正削弱共同目标下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导致不平等的加剧。
这一现象促使了相当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而对此党的表现却似乎缺乏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在21世纪初，江泽民与胡锦涛的领导下，出现了一场治理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党决定将权力交给新领导人。
权力将被集中于决策链的顶端，以增强党的行动能力。
这一转变重塑了在一党制框架内的秩序，但尚未能够解决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内部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