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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晚宴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表讲话后举杯致辞。
上个月,美国演员约翰·塞纳在宣传其最新电影《速度与激情9》的采访中,称台湾为“一个国家”,随后发表了一篇恳求原谅的公开信。
尽管他使用这一术语是为了指代一个拥有独立语言媒体市场的细分渠道,并非旨在涉及台湾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但中国政府对这种微妙的界限毫不留情。
这一事件让我们思考:显然,全球化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由中国专制政府所施加的言论限制不仅适用于中国本土,而且逐渐扩展至全球范围。
在我自己的日常经验中,我也注意到许多人在谈论当代中国时表现得含糊其辞、回避正题和语焉不详。
我也可以这样做,但我更愿意坦率直接地讨论台湾问题背后的真正议题。
在我看来,台湾政府作为岛上唯一的权威独立掌握政权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这样它才能继续走一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的制度和治理道路。
同样,香港保持独立体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北京当局应当认识到,特别是对于非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充分的区域自治将有助于自身的长期发展目标。
20世纪种族灭绝、民族清洗和强迫同化的悲惨历史表明,自上而下的强制政策将滋生数代人心中的怨恨,并在未来的岁月里造成严重麻烦的条件。
人类的进步使我们明白,包容性、区域自治和世界主义要优于其他替代方案。
一个渴望引领世界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政权应更加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习近平主席非常希望将权力集中于北京。
为了应对中共内部的职业主义和腐败,他追求的不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是文化复兴,以恢复领导层的平等价值观和乌托邦愿望。
他对自己把握时局、发出正确指令的能力充满自信,主要的担忧是他的命令是否能够得到正确实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似乎已经得出结论:更大程度上集中权力是解决之道。
忽视区域自治带来的好处将是一场巨大的错误。
想象一个不同的历史:如果1949年人民解放军席卷香港和台湾;1975年,四川没有被允许进行试点改革,赵紫阳被任命为省党委书记;中国的中央集权已经发展到广州军区无法在1976年向邓小平提供避难所。
那么,今天中国的经济会是什么样子?
那将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地方。
当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时,中国已经贫困且无路可寻。
但中国通过借鉴台湾和香港的创业阶层与融资体系,学习四川的赵紫阳政策以及在广州和深圳建立特区,逐渐站稳了脚跟。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中国必须在治理策略和制度之间做出选择。
越是集中化,中国就越会遭受损害。
但如果政策和制度决策基于来自敏锐观察者之间的粗略共识,且这些观察者愿意借鉴成功地区的做法和实验,中国将会蓬勃发展。
一个拥有多种独特制度、探索未来道路的中国,或许真的有机会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