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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与一小群主要由浸信会记者组成的群体交谈时，分享了一个关于中国教会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之前从未听过，也没有听说过。
这个场合是2005年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浸信会世界联盟百年庆祝活动。超过25,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参与了这一盛会。卡特在发言之前同意了一个即兴新闻发布会。
卡特前总统回答了关于各国宗教迫害、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的问题。然后，他开始讲述一个让我们都感到非常有趣的故事。
这个事件发生在1979年初，当时邓小平历史性地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领导人首次正式访美。形势非常严峻。前总统尼克松已经打开了恢复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初步通道，但到1979年，尼克松和中国之前的领袖毛泽东都已去世。两国未来的关系悬而未决。
卡特未具体说明他所提到的这次对话是在华盛顿还是亚特兰大进行的，后者是卡特的家乡，他也在这里进行了访问。然而，卡特透露，在这两位领导人有一些私下的交流时，他向邓小平分享了他的基督教见证，介绍了救恩的计划，并邀请他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
这样的对话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就在卡特当选总统之前的两年，他曾在波士顿等城市进行福音传教，分享救恩的计划，并邀请人们接受基督。
卡特表示，邓小平拒绝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声称这是“他无法做到的事情”。在短暂的沉默后，邓小平补充道：“但我能做一些事情。”他宣称可以重新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督教教堂。
在毛领导的1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大陆的基督教教堂被关闭和封闭。牧师、宗教领袖和其他基督徒被判处多年的“再教育”刑期。宗教学校、教堂和事工被关闭或国有化。传教士被驱逐出境，部分被杀害。共产党的目标是消灭基督教，视其为一种“西方”影响。
对外界而言，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似乎成功了。在竹帘之后，几乎没有基督徒见证的活动，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已知的中国信徒去世，令希望越来越渺茫。
个人与卡特故事的联系
当卡特讲述这个故事时，我的下巴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在1980年至1983年间，我协调了密苏里浸信会大会与中华民国（台湾）的合作，称之为“大胆使命台湾”。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每次会议上，台湾的信徒们难以忽视地为中国大陆的信徒祈祷。不止一次，我参加过彻夜祷告会，恳求上帝重新开放中国大陆的福音。
我也曾有幸坐在香港的咖啡馆中，聆听南部浸信会的传教士们，他们秘密地进出大陆，试图寻找基督徒和基督教资源。密苏里浸信会甚至帮助香港浸信会出版社出版了普通话的新约，以便在中国大陆分发。
然而在1980年代初，所有信息都指向大陆福音的严峻前景。
福音在中国的扩展
到1990年，当我带领一组浸信会州报编辑访问中国大陆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参观了南京的一所新开设的国家神学院，那是中国旧国都，和最近成立的爱心出版社，该出版社使用最新的印刷设备为人民印刷圣经。
我们一行人采访了第一所重新开放的教会的牧师团队。那是一座曾经的卫理公会教堂，但此时已经成为爱国的三自基督教教堂。个别宗派不被允许，所有开放的教堂都必须自我管理、自我支持和自我传播。
我们在上海曾经叫做恩典浸信会的教堂中敬拜，惊讶地发现，在三个主日的早晨礼拜中，每场都有超过一千人挤在恢复后的建筑内，其他人则聚集在窗外听道。
在北京，我们偶然找到了一个新近重新开放的教会，参加了持续数小时的祷告会。
到1990年时，南部浸信会已经正式承认那些在曾经的浸信会大学里教授英语的宗教工作者。他们被允许进行福音布道，只要学生或其他人询问他们的信仰。这些教职员带我们去看了著名传教士比尔·华莱士曾工作的医院，他在此工作后遭到殉道。我们还参观了洛蒂·穆恩工作的教堂遗址。
我们多次听到关于上帝不仅保留了信徒群体，甚至将其拓展到了超出任何国外人士的想象的奇迹故事。
“20世纪最大的奇迹”
历史证明邓小平兑现了对卡特的承诺。回到中国后，他缓慢而谨慎地重新建立了爱国三自运动，以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音教会。他减刑了数百名基督教领导人，设立了向教会归还财产的时间表（部分而非全部），系统性地重新开放了公共崇拜的教堂，允许建立国家神学院和地区神学院以培养基督教牧师，并允许在国内印刷圣经和基督教文献。
中国的基督教故事并非没有曲折和波折。基督徒在该国仍面临重重障碍。然而，今天中国的公开宣称基督徒的人数超过了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许多传教士认为中国教会的增长是20世纪最大的奇迹。
听到卡特总统于12月29日去世的消息，让我想起了近20年前那次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为什么卡特当天分享的这个故事从未正式记录，我也不清楚。但我感恩于卡特总统愿意向邓小平分享他的信仰，以及圣灵促使邓小平的回应，使他在个人无法相信耶稣基督的情况下，重新开放了中国的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