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5/3/25/i-am-a-holocaust-survivor-uk-police-interviewed-me-for-protesting-genocide
在英国，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现在站出来，反对我们自己政府与以色列种族灭绝的共谋。
作为一名于1944年3月德国入侵并占领匈牙利时年仅七岁的犹太人，我至今已87岁。
但我对作为被追杀的犹太人藏身的记忆，以及围绕我们展开的惨烈战斗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尤其是当时夹在被围困的德军与红军之间的那段时光。
我看到的画面包括燃烧的汽车、坦克、死去的马和人，散落的弹药和头盔，烧毁的建筑、满地的瓦砾和破碎的玻璃——这与如今遭到悲惨毁灭的加沙的景象非常相似。
一年多来，显而易见的是，以色列的计划是摧毁加沙的巴勒斯坦社会，以迫使尽可能多的人离开。
这一政策与纳粹德国摧毁欧洲犹太社会的计划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名大屠杀幸存者，我感到有必要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各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这些抗议活动人数众多，规模庞大，毫不奇怪地，当局对它们施加日益严格的限制，以劝阻人们参与。
但当大都会警察召唤我进行面谈时，我还是很惊讶。
我们不知道当权者打算在抗议权利的限制上走多远，但我们确实知道，他们想将伦敦的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描绘成带有反犹太主义的污点。
尽管这些抗议活动中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参与，并且许多犹太人，包括我自己，曾在舞台上向抗议者发言。
一年前的2024年4月，我在海德公园的一个舞台上发表了我的第一次演讲。
我告诉那巨大的观众，阿道夫·艾希曼如何来到匈牙利组织对40万名犹太人的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我还讲述了我自己的15个家庭成员在那里的遭遇，以及我的父亲被送往伯根-贝尔森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经历——尽管他最终回来了。
我演讲的结束语是：我们这些经历过痛苦、杀戮、羞辱和毁灭的犹太人，反对以色列政府利用大屠杀的记忆作为掩护，来为对加沙及西岸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续种族灭绝辩护。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不是我说了什么，而是巨大的观众以如此尊重的沉默倾听，然后热情地鼓掌。
说这样一群人是反犹太主义的——更不用说可能会暴力抗议了——这是荒谬的。
但这正是几家报纸在次日发表的证据不足的文章中所做的，错误地声称人群威胁要破坏海德公园的犹太大屠杀纪念碑。
从那时起，支持以色列的政客和媒体持续宣称我们的抗议是“仇恨游行”或“犹太人的禁区”。
最近对我们的游行表示对伦敦犹太教堂的威胁的指控是这一无休止的，但毫无根据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任何目睹我们这一组大屠杀幸存者后代，以及更广泛的犹太团体在游行中经常经历的温暖与支持的人，都会明白这一切是多么毫无根据。
最重要的是，这整个运动是对主要问题的有意转移，那就是立即停止加沙的种族灭绝。
随着以色列恢复其无差别轰炸——在加沙屠杀更多无辜平民——现在我们在英国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发声，反对我们自己政府与以色列种族灭绝的共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