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3/01/23/wake-up-america-china-is-overtaking-the-united-states-in-innovation-capacity/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创新能力和政策经历了戏剧性的演变,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CCP)和国家领导层在胡锦涛和习近平之间的过渡,以及中国最新的主要创新政策框架“2025中国制造”的引入。
本报告更新了早期的ITIF报告,运用更近的数据来评估过去十年中国在一系列创新指标上相对于美国所取得的进展。
创新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部分原因在于创新的种类繁多。
一种是赶超或模仿创新,在这方面,中国表现出色。
另一种是世界首创或前沿创新。
中国在后者方面的能力是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未知数之一。
许多国家曾尝试但失败于从“模仿者”转变为“创新者”,而中国的能力或无能为力完全使得这一转变在未来几十年内将在很大程度上定义全球地缘政治发展。
如果中国能够在创新上超过美国——无论是赶超还是前沿——全球最高附加值产品的全球价值链(GVC)将经历巨大的变革。
这将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严重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尤其是因为中国的掠夺性贸易与创新政策做法。
本报告回顾了过去十年,并衡量了中国在一系列创新指标中相对于美国的进步。
这些指标分为三个类别:创新输入、创新输出和创新结果。
通过回顾一系列指标,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创新方面的进展情况,特别是相对于美国的进展。
此外,许多对创新的分析过于狭隘,具体而言,很多分析关注传统的创新指标,如研发强度和专利输出。
虽然知识和创造力的积累无疑是创新所必需的,但在市场上的商业化同样是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不仅仅关乎谁发明了一项技术,还有谁能够利用它为潜在用户提供最佳的产品或服务。
因此,本报告对创新指标的分析超越了传统创新输入和输出的回顾,试图还衡量这些 Inputs和Outputs 在市场和社会中带来的 Outcomes。
报告的结构如下:“中国的创新政策历史”部分描述了中国主要创新政策发展的目标及其实现方法。
接下来是关于“中国的创新能力”的部分,包括对为什么中国不具备前沿创新能力的论据的总结,至少在发达经济体的运作上是这样,该论据逐年减少其说服力。
构建了两个指数——一个是考虑到各经济体规模的指标,另一个是仅考虑不计规模的指标——并报告了中国在本世纪初和十年末相对于美国的得分,以便提供中国进步的整体衡量。
随后,考察各个创新指标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表现相对于美国在过去十年中的表现,并附带简要分析。
最后,讨论了整体结果,其传达的信息,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最后是报告的简要总结和结论。
在技术密集型和先进的高附加值产业中失去竞争优势的结果在三个主要原因上与失去低技能产业的结果不同:重新进入障碍,高薪职位的流失,以及国家安全风险。
如果美国的劳动单位成本(工资与生产力的比率)下降到足够的程度,则非常容易重新进入低技能产业。
重新进入这些产业几乎不需要太多的技术知识和机械设备,市场准入者可以只需购买设备和雇佣必要的劳动力,障碍很少。
然而,对于半导体或航空航天制造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情况则大不相同。
进入这些产业需要高技能劳动力、大规模的专用设备投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企业需要具备足够的知识才能在达到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开展生产。
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芯片的制造为例,生产一个DRAM芯片的过程包含超过1000个步骤。
进入DRAM市场并在其中获得市场份额需要购买能执行这些任务的专业复杂机械,同时要求企业的工人在工厂和研究实验室中需具备对制造过程的隐性理解,并具备足够的创新生态系统(大学用于培养人才、供应商网络等)来支持产业发展。
企业可能必须在一段时间内亏损,才能获得足够的知识,变得具有足够的生产力,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进而在国际市场中变得具有竞争力。
因此,重新进入先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于重新进入低技能产业而言要困难得多。
除了重返市场的庞大障碍外,在先进高附加值产业中失去市场份额意味着失去这些产业中高薪职位,这些职位通常比其他行业的工资要高很多。
例如,信息技术(IT)行业工人的平均薪资比美国整体收入的平均水平高出大约75%。
因此,这些产业中失去的职位不仅意味着受影响工人的临时失业,更是整体汇率长时期下降的表现。
最后,在先进、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保持竞争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美国军队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技术优势。
这种优势不仅限于物理战场的技术,现在还关键在于网络安全和情报收集等领域。
失去赚取与国防相关技术的竞争力以及日益依赖其他国家生产这些技术意味着两件事。
首先——显而易见——这意味着美国在依赖其他国家来提供其军备。
虽然当这一生产转向盟国发生时这一动态可能并不那么令人担忧(尽管并非无忧),但如果生产转向一个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使它不是一个明确的对手,但也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这一动态将令人极为担忧。
第二,即便美国可以可靠地指望其他国家为其提供军事技术和物资,但其军事实力的优势将因而削弱。
如果美国必须依赖他国开发和生产国防技术,那么其军事技术的进步程度也只会受到供给商的限制。
这可能并不如中国这样的国家造成的紧张关系令人不安,但若其开发者是如中国那样的国家,便会让人十分不安。
与国家安全的问题相关的是经济安全的问题。
供应链的全球化在效率和成本降低方面带来了惊人的好处,因为各国专注于它们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的活动。
然而,正如新冠大流行所显示,全球化的过程会引发经济脆弱性。
这一点在半导体领域尤为明显,缺货导致了从汽车到家用电器等一系列产品的价格上涨。
半导体短缺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普遍,是因为它作为一个中间产品的普遍性以及相对缺少替代品。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最近发布的博客,四分之一的美国制造业行业占美国制造业总产出的39%都将半导体作为直接投入。
因此,积极参与这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保持或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者(而非通过诸如进口替代等过程影响到效率和创新能力)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
总的来说,中国在相对于美国的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这一进展在创新输出方面最为强劲且最为广泛——不出所料——在未考虑经济体规模的指标中,其得分已超过美国。
然而,中国在创新类型的三类指标中均相对此表现出进展,无论是考虑规模还是不考虑规模。
总之,通过利用其巨大的经济和人口优势,中国开始在创新指标的总产出(例如,发表的科学与工程论文的数量,授予的博士学位,先进产业的产出等)上超过美国。
这些转变也反映在中国相对美国在没有计入各国经济尺寸或人口的情况下在这些创新指标的增长偏缓速度中。
中国的创新政策历史
中国现代创新政策的启动始于2006年发布的《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该纲要中明确了“自主创新”的定义,即“通过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再创新,增强自主创新。”
具体而言,中长期规划让国家技术创新针对六个关键问题提出了战略性解决方案:
1. 中国的商业创新能力较弱;
2. 策略经济或公众领域科技能力不足,例如资源的利用和公共卫生;
3. 过度依赖外国技术;
4. 中国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外流;
5. 外国公司收取的专利及技术许可费对中国生产者的掠夺;
6. 对外国技术的索取并不足以实现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并使中国更加独立和创新,中长期规划列出了将获得国家重点关注的产业、技术和重大工程项目。
所提及的产业为: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业,运输,信息与服务,人口与健康,城市发展及公共和国家安全。
所提及的技术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高级材料、高技术制造、先进能源技术、海洋技术、激光技术和空间技术。
国家将要提供资金的重大工程项目聚焦于蛋白质科学、纳米技术、量子物理和发展及生殖科学。
中长期规划还设定了到2020年必须实现的明确目标。
中国政府希望将国家的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升到2.5%,而基础研究占研发支出的15%。
此外,政府还希望成为全球专利申请和发表学术文章数量第一。
为此,中国政府实施和推广了一系列保护主义和抢夺政策,大多数政策直接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
政策之一为扩大不再鲜明的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IP)盗窃。此外,促进机械临时性贸易壁垒是中长期规划目标中的关键政策之一,在这方面,由全国性至地方性政府推动。其次,政府还为国有企业(SOEs)提供更高的补贴,以解决上述科技领域的市场问题。通过引进技术、技术标准来保护国内企业。最后,政府在中国带来更多经济前景的购中国商品政策的引入使得该计划得以实施。
三个相关政策——强制的技术转让、技术偷盗和国有企业的补贴——都明言与WTO的法律相悖,表面上的策略使得跨国公司对国家在中国扩展业务的反对声高涨。
此时“自主创新”不仅被视为对外部政策进行重新布置的策略,受影响的各方对中长期规划的关注愈添不屑。
受此影响,2010年中国政府推出“千人计划”,旨在应对中国吸引及留住科技人才的能力不足。
该计划首要吸引海外的顶尖科学家和教授于外国回国,目标逐渐扩大至希望吸引外籍研究人员和科学家。截至2018年,该计划已吸引超过7000名教授和科学家。
在《加速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中,更新中长期规划,明确中国希望成为七个关键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这七个领域为:
能源效率与环境技术、下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车辆。
这些领域的资金和行政支持主要由地方和省级政府承担,而非北京中央政府。
接下来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制造2025”的发布。
与中长期规划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简单延展或更新不同的是,“中国制造2025”将创新政策的重点转向公然的市场成果和提升整个制造流程加强市场机制,尤其对中国企业来说,有更为直接的影响。
“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的广泛目标为通过工业机器人和先进信息技术(尤其是物联网)来引进创新驱动的“智能”制造。
这还包括吸引和培养人力资本,获取在高附加值的GVC部分的市场份额。
加强对小型和中型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释放大规模五金、机械设备以及新材料和医药产品的相关政策。
与中长期规划不同,“中国制造2025”对特定优先领域做出了详细标注,包括:
新一代信息技术、自动化机器工具、航空航天设备、船舶高科技运输及其相关设备、现代列车运输及相关设备、新能源汽车及其相关设备、动力设备、农业设备、新材料及生物制药等。
此外,“中国制造2025”的具体目标,即核心部件和材料的国产化水平到2020年和2025年达到40%和70%;在2020年及2025年建立15个和40个创新中心;到2025年,各企业研发强度达到1.68%;到2020年年均劳动生产率提高7.5%;到2025年单位增值的能耗和水耗下降35%。
此政策的推出标志着关于中国创新政策的一个深刻转变。
创新不仅在于一个社会创造的学术出版物或专利的数量(尽管这也很重要),这特别有助于近年来政策归属市场的变化。
这涉及的是把发明产品市场化或实际应用,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在规模上实施产品。
因此,对市场结果和商业化的关注,并不是仅仅立足于发明的数量量度,而是显示出中国对全局的洞察力。
中国的创新政策重点并不一定在于提升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以便向产业链的高附加值方向发展,而是用以替代外国竞争。另外,中国在其重要产业的进口替代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表明其基本的政策目标。
而正是该目标在“中国制造2025”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这促使美国贸易代表为此描述其如同其说明的“工业政策”策略。“中国制造2025”这一策略的表述,这表明了中国日益变化和更复杂的“自主创新”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在重要技术领域的未来发展及其本国品牌的国际公信力在未来的市场变革中正在孕育,只是在当今,政策开发中所涉及基础的变革与红利期将愈发广泛的意识。